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 E.Hall)、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其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伍德福德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其代表作《利息与价格》出版20多年来已为众多国家央行的政策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2010年，该著作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包括刘凤良、陈彦斌、于泽、江艇等。
“2002年下半年，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四年级，注意到伍德福德正在写作的《利息与价格》，便向导师刘凤良教授推荐，随后团队开始组织研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江艇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该书英文版于2003年正式出版，“我们最初接触的是出版前的版本。后来参与中译本的合译，我负责前言和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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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两位获奖学者在学术上的联系时，江艇表示，家庭今天的消费取决于它对未来收入和利率的判断；央行今天的政策效果，也取决于公众怎样理解未来的政策。霍尔把向前看的选择变成可检验的命题，伍德福德则把跨期选择与企业定价、政策规则和整个经济的相互作用连接起来。他们共同关注的，是政策怎样通过人的反应发生作用。
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在江艇看来，《利息与价格》是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它的贡献在于，把家庭的消费储蓄、企业的定价、央行的利率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组织成一套能够相互检验的分析体系。
现代货币政策的一个实际操作是央行不再只关注货币供应量，而是直接设定短期利率。江艇认为，这也是《利息与价格》中一个启发性的分析，即设想交易几乎不再需要持有货币余额的“无现金经济”。在这样的理论环境里，央行仍可能通过适当的利率规则维持价格稳定。它帮助我们理解，以利率而非货币数量为操作目标的政策为什么能够发挥作用。在现实中，货币和信贷数量仍然是判断金融环境的重要依据，书中的分析则让我们看到了利率与预期这条传导渠道。
“对我们当年的学习而言，这本书的启发首先是研究方式的改变。”江艇说，政策讨论既要说明传导机制，还要把假设、条件与评价标准一起交代清楚。“我负责翻译的第一章题为‘货币规则的回归’，讨论的正是微观基础、承诺、预期以及利率政策这些根本问题。它帮助我们把散见于论文中的争论连成一个整体，也把对货币政策的理解从关注货币投放量，推进到思考人们怎样根据利率和对未来的判断作出跨期选择。”
如何理解预期管理？
霍尔和伍德福德都高度重视“预期”对个人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政策举措的作用。
江艇认为，伍德福德对央行实践的重要影响，是使政策制定者更加系统地思考：今天的经济活动，如何受未来政策路径影响。长期借款和投资不会只看今天的隔夜利率。未来短期利率的预期，加上期限和风险溢价，会共同影响较长期的融资条件。对未来的可信说明，因此可以成为今天政策的一部分。
不过，江艇也表示，预期如何影响政策效果，还取决于人们实际上怎样形成预期。伍德福德后来研究有限理性、有限规划期限和预期形成，正是为了理解基准模型哪里把人想得过于聪明。理论模型中遥远未来的一次降息，有时会对今天的需求产生大得不合常理的刺激作用，这类问题反过来推动了对认知和信息处理的研究。
对于预期管理，江艇认为，可以将其看作一套约束政策行为的要求——说明目标，交代条件，让行动与解释相互印证，并坦诚承认不确定性。公众需要知道，经济情况发生变化时，政策会怎样作出反应。可信的承诺可以是有条件的；条件讲清楚了，公众才能判断一次政策调整是在兑现原有承诺，还是改变了原来的安排。
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回看过去三年，诺奖都颁给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等领域。
今年诺奖花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江艇看来，经历了金融、疫情和通胀等不同冲击，人们既需要有依据地行动，也需要知道工具的限度。
江艇进一步表示，获奖肯定了一个研究传统的贡献，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每一种模型设定、每一项具体政策主张都已成为定论。早期模型在金融、家庭差异和认知方面的局限，推动了后续研究。一个理论框架能让这些问题被清楚地提出，并接受进一步检验，本身就是它的价值。
在江艇看来，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使《利息与价格》书中提到的问题有了更具体的现实意义。2024年7月，人民银行进一步明确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的政策利率地位，推动向价格型调控转型。“随着利率在调控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政策利率怎样传导到家庭和企业、公众怎样理解未来的政策，就成为更需要回答的问题。”
因此，在谈到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对中国的启示时，江艇表示，首先是把“居民”拆开来看。居民存款总量上升，不能证明每个家庭都有充裕的钱。同一项支持政策，对不同家庭的作用可能相差很大。改善社会保障和收入前景，有助于降低长期风险；及时支持现金紧张的家庭，可以缓解当前约束；处理债务负担，则需要具体分析资产负债表和还款安排。“这些机制都值得研究，不能仅凭一个全国平均数，就确定政策应该给谁、给多少、持续多久。”
其次，预期管理应当落实到可兑现的安排。居民要知道一项支持能否持续、资格和程序是否清楚；企业要知道规则调整有何依据、已经作出的承诺能否执行。政策协调也应体现在预算、期限与执行上。公众能够据此安排消费、投资和用工，预期才有实际的依托。
再次，需要分清降息的传导卡在哪里。政策利率下降，家庭和企业实际面对的融资成本未必等幅下降；如果预期通胀也在下降，实际利率未必随名义利率一起降低。如果企业主要担心订单，家庭主要担心收入和还债，货币政策就需要与改善需求、收入和资产负债表的措施配合。具体工具的选择，应服从对约束的判断。
稳就业也需要关注企业招聘。霍尔的研究提醒我们，要把企业为什么不愿招人、求职者为什么难以找到工作的问题分清楚，结合职位空缺、招聘和离职等信息来判断政策应该作用于哪里。
最后，要把政策评估做细，并尽可能在政策设计时就做好安排。政策开始前就明确评估问题，保留资格规则、实施时间和必要的跟踪数据，能为事后判断效果创造更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