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对囤积居奇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倾向明显的词汇是贬低正常投资,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借口,而政府的手不应伸得太长。现在我要对这种想法做一些修正,在特殊时期,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物品紧缺时,政府的手还真应该伸出去。

现在,伴随着防疫政策调整,退烧药变成了紧缺物品,紧缺导致退烧药的价格上涨,退烧药生产商有动力加班加点,扩大生产能力,使得产量大增,满足下游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商获得比较好的利润水平,消费者最终也会由于退烧药产量增、价格跌而买得起。

这是比较经典的推理路线,也是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因。通过价格变动来调节市场,调动生产商积极性,是市场主义者通常的逻辑。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但是这个逻辑链条里没有考虑特殊时期普通平民的利益。现在退烧药是必需品,价格上涨对富有者来说不是问题,对穷人来说却增加了负担。而且,这种稀缺品,没有资源的人很难拿到手,如果有一部分投机者囤积居奇,更会增加普通人买入的难度。

退烧药平时不会紧缺,只会在少数情况下出现供应问题,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很多商品有这样的特点,比如火车票在一年的大多数情况都很容易购买,春节就很难买到,春节返乡是国民的刚性需求。这时候如果听任火车票涨价,只有增加到很高的情况下,才会阻挡返乡过年的热情。一票难求,只是让那些不富裕者难以返乡,这种结果挺悲催。如果车票不上涨,就会催生一个黄牛阶层,他们吃掉了紧缺溢价。

春运期间,政府针对黄牛出招:要求凭身份证购票,限制购票数量。这就是对临时短缺的应对之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公允地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旅游旺季的酒店和机票,也是临时短缺,价格上涨非常厉害,但是政府就没有必要介入调控。因为这些是较富裕群体的消费行为,不是普通人的必要消费,这种享乐性消费不建立在挤占其他群体生存资源的基础之上,还有利于二次分配。

前些年不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房屋供不应求,房价飞涨,政府采取了限购措施。在城市中人们生活集中,拥有一个居身之所是必然要求,即使收入再低也要租房。不过居民购房能力差异很大,有钱人可以很容易购置多套房屋,将房价买上去,普通收入者买入一套房已经非常困难。如果任由有钱人购买多套房屋,很容易将房价拉升上去,并提高房租,那些后买房者或者买不起房者变相为其打工。

个体对稀缺资源的占有不能没有限制,因为这会挤压他人的生存空间。居住是一种必然需求,在楼市上,政府限购就是有意义的。

疫情初期的2020年春天,不断传出粮食紧缺的风声,有些人到农贸市场买大包装大米,我当时经过调查发现大米并不紧缺,一百斤大米上涨两块钱是正常情况,如果缺米,米价肯定已经大涨,也会有粮贩、加工厂、居民囤积。那时粮食已经生产完毕,并不紧缺,随时可以供应,政府只要做好合理的疏导,没有必要进行管控。

今年全球粮食问题看似很严重,最后都轻轻化解了。在全球粮食富余的情况下,炒作粮食危机,跟风效应有限。

但是历史上经常有粮食短缺的情况,负责任的政府会减少租税开仓放粮,这时候还要考虑实行统一分配,将有限的粮食用在维持尽可能多的生命上去。正常年份粮食交易要讲你情我愿,尊重买卖者的意见,但此时粮食不仅仅是普通商品,如果有人囤积过多导致其他人饿死,不仅是人道问题,还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粮食价格即使上涨,短期内也无法带来增量,只是分配的手段。

大多数商品买卖都不需要政府伸手,比如红木、花卉、普洱茶、邮票之类,价格再怎么波动也不影响国计民生。

黄牛总是在紧缺中寻找套利机会,比如各种音乐节。这也是正常行为,反映了商品紧缺程度。今年苹果新手机发布,就有很多黄牛将囤积的新苹果砸在手里,这也是市场的一部分。对此,政府可以袖手旁观。

需要政府伸手调控的情形往往有这个特点:在一个时间段涨价并不能解决供给问题,而只是让更有资源的一方挤占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调控应该以保障整个社会的利益为最大宗旨,尽量照顾普通人的利益。调控应该是短期行为,一旦恢复常态就应退出。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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