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蔚冈/文
刚刚过去的10月,一些核心城市的二手房市场出现明显回暖。
上海10月二手住房成交2.23万套,创近6年同期新高;北京10月二手住宅网签1.31万套,同比也有所增长。如果只把这些数字理解成房地产市场的一次季节性回暖,可能会错过一个更重要的变化。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二手房网签交易面积达到6.17亿平方米,二手房成交面积已经占全部住房交易面积的52.2%。此前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明确提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存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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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多年,我们习惯于把房地产市场的冷暖理解为“新房卖得怎么样”:土地成交多少、开发商拿不拿地、新开工面积多少、商品房销售面积是否增长。但今天不同了,新房销售量在下降,大量住房交易正在二手房市场发生。
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正在发生一个比周期涨跌更深的变化:住房市场的重点,正在从“生产更多房子”,逐渐转向“如何让存量房产更有效率地流动和使用”。
当交易对象从一个个楼盘,变成千千万万套分散的住房,市场参与的主体也从专业开发商,变成大量偶尔才进入市场一次的普通家庭,一个新的问题随之出现:靠什么组织存量时代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增量时代的房地产,本质上是一种“生产组织”
如果把时间轴拉回到2000年前后,这一点会看得更清楚。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城镇住房逐步走向市场化和商品化。快速城市化带来大量新增人口和新增家庭,旧有住房条件又普遍不足,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市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供给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首先是一门“生产”或者“建设”的生意,开发商是产业中心。他们取得土地、组织融资、建设项目,并把一批批新建住房推向市场。消费者面对的,也是由开发商集中组织、集中定价、集中销售的新房项目。一个项目可能同时推出数百甚至上千套住宅,户型、交付标准和交易流程都相对统一。因此,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指标是土地出让、开发投资、新开工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面积,时不时听到的“地王”项目就是那个时代有标志性的回响。
但住房和一般消费品有一个根本区别:它不会在第一次销售之后消失,一套住宅可以使用几十年。今天的新房,就是未来的存量房。过去二十多年大规模住房建设,在解决住房短缺的同时,也持续创造着今天这个庞大的存量市场。
就此而言,存量时代并不是增量时代的反面,而恰恰是增量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结果。
二手房超过新房,市场的核心成本变了
尽管都是房子,新房和二手房的属性并不相同。
新房虽然也存在户型、楼层、朝向等差异,但大量复杂性已经被开发商在项目内部消化。消费者走进售楼处时,面对的是一个经过组织化处理的产品:销售主体固定、房源集中、交易程序相对标准化。
二手房则不同。每套房子都有不同的产权历史、装修状况、抵押安排、租赁状态和业主预期;卖方又从持续经营的专业企业,变成大量偶发进入市场的个人。一个家庭可能几十年才出售一次住房,一个买家一生也只进行几次重大住房交易。房屋供给从集中走向分散,产品从相对标准化走向高度异质化,出售主体也从专业开发商转向普通家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讨论企业和市场时提出过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既然价格机制可以协调资源,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和其他组织?一个重要答案是,使用市场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寻找交易对象、获取可靠信息、谈判、签约和监督履约,都要付出成本。
二手住房恰恰是交易成本很高的一类商品。增量时代首先要解决土地、资本和工程建设问题;进入存量时代以后,越来越重要的则变成寻找房源、验证信息、判断价格、协调买卖双方、完成贷款和产权交割。因此,“二手房超过新房”背后真正重要的变化,不是二手房卖得更多了,而是住房市场的主要难题,正在从如何生产更多住房,转向如何降低既有住房重新配置的交易成本。
二手房市场的组织和交易
开发商不仅是房屋的生产者,也是增量住房市场的组织者。
一块土地、一个楼盘、上千套住房,通过一家企业被集中起来,由它统一建设、定价、销售和交付。但在二手房市场,这个组织中心消失了。假如一个城市有10万套住房正在出售,它们可能分散在几万个业主和几千个小区中;与此同时,还有几十万个需求不同的潜在买家。房源和客户都在那里,但两边不会自动完成匹配。
由此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过去二十多年住房经纪行业的发展。以链家为例,早期的房源数据库、真房源验证和楼盘基础信息体系,解决的首先是房屋信息的结构化问题:把原本散落在业主、经纪人和门店手里的住房信息,转化成可以查询、比较和验证的数据。但只有房源聚合还不够。如果每个经纪人仍然只控制自己的房源和客户,市场仍然是割裂的。经纪人合作网络(AgentCooperationNet-work,下称“ACN”)进一步做的,是把一笔交易中的房源维护、客户开发、带看、成交等角色拆开,让不同门店甚至不同品牌的经纪人能够围绕同一笔交易分工合作。
与美国相比,这一点尤其值得观察。美国的多重房源共享系统(Multi-pleListingService,下称“MLS”)早已通过共享挂牌信息和经纪人合作降低了信息壁垒,交易不再完全依赖单个经纪人掌握多少房源和客户。但美国随后依靠的是一套长期形成的专业分工:验房、贷款、产权保险、资金交割和过户等,分别由不同专业机构承担。中国则形成了另一种路径。ACN不仅共享房源,还把经纪人的跨店、跨品牌合作制度化;贝壳等居住服务平台又逐渐连接交易服务、租赁、装修等业务。在中国住房市场较短时间内迅速存量化的背景下,国内企业把一些原本分散的协作功能更多地连接到同一平台之中,让效率得以提升。
于是,过去一笔交易更多依赖某个经纪人的个人能力,平台化之后则越来越取决于整个网络能否有效调动房源、客户和服务者。用科斯的语言说,这本质上仍然是在降低交易成本。
从成交效率到住房利用效率
存量市场继续扩大以后,“有没有房”已经不再是最大的困难,“怎样让真正有交易意愿的买卖双方更快相遇”,反而更加重要。
因此,近年来居住服务平台出现了集中展示、预约带看、意向价格表达、小区集中开放等新的交易机制。它们看起来只是销售方式变化,实际上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原本分散发生的交易活动重新组织起来。
如果说房屋数据库解决的是“市场上有什么”,ACN解决的是“谁来共同完成交易”,那么新的展示、议价和智能匹配机制解决的则是“怎样让供需双方更快找到更适配的彼此”。中介的价值也因此从“掌握信息”逐渐转向“组织交易”。比如贝壳在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试点新的二手房交易模式“诚意卖”,把议价流程搬到线上:业主设置可谈价位、心理底价等,仅对业主本人可见。买家拥有数次出价机会,一旦触及可谈价格或业主底价,才能触发后续沟通,提高沟通确定性。
但存量住房经济还不只是二手房交易。一套住宅的生命周期可能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其间会经历自住、出租、装修、维修和再次出售。家装可以让老旧住房重新适应新的家庭需求;租赁服务可以缩短住房空置时间,让已经建成却没有充分利用的房屋重新进入市场。所以在我看来,“盘活存量”至少包含三个层次:让难以成交的住房更顺畅地流动,让闲置住房得到更充分使用,让老旧住房通过改造重新获得居住价值。
房地产由此开始从围绕土地和新建项目,逐渐转向围绕既有住房及其整个生命周期展开。
结语
这样再看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50%,意义就不只是交易结构发生了变化。
它不是说中国突然从这一年开始拥有大量旧房,而是此前二十多年累积起来的庞大住房存量,终于在交易市场上超过新增住房,并开始改变整个产业的运行方式。在增量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谁能更有效率地造房子”,所以中国出现了一批大型开发商。开发商以企业的形式,把土地、资本、建设和销售组织在一起。
进入存量时代,问题发生了变化:谁能够把几亿套已经存在、彼此不同、分散在无数家庭手里的住房,更有效率地组织起来?这里所需要的“组织”不再是一家企业拥有所有房子,而是一整套新的市场基础设施:房屋数据库、真实性验证、价格发现、经纪人协作、供需匹配、贷款和资金服务、交易履约,以及交易之后的租赁、装修和维护。
所以,贝壳等居住服务平台之所以值得观察,也不是因为某一家公司的业务扩张本身,而是因为它们恰好展示了存量时代正在需要什么样的新组织能力:数据、协作、匹配以及对住房生命周期的持续服务。
科斯当年提出的问题是:既然有市场,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到了今天的存量住房市场,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问题稍微改写一下:既然买家和房子都在那里,为什么还需要新的组织和平台?答案可能仍然与科斯有关。因为市场不会自动运行。当数以亿计的非标准化住房、无数偶发进入市场的家庭和大量分散服务者彼此寻找的时候,真正稀缺的已经不再只是房子,而是让这些房子更有效率地流动、使用和重新获得价值的组织能力。
这或许才是“二手房超过新房”之后,中国房地产真正开始的新阶段。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